原文标题《CCG：望十年》

　　2018年3月1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当听到国务委员王勇宣布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移民局”)时，两会列席代表王辉耀内心澎湃。虽然早有预感，但在现场亲眼见证这一幕，他“还是很激动”。

　　10年前，王辉耀创立社会智库CCG(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全球化智库)，次年，即开始积极呼吁和推动成立国家移民局。时至今日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一成就也成为CCG 10年成绩单中耀眼的一笔。

2018年6月4日，王辉耀和苗绿(左)在CCG位于北京汉威大厦的办公室。二人共同创办了CCG。(摄影_张旭)

　　第一例

　　王辉耀在国内较早意识到全球范围人口流动趋势，认为中国需要和国际接轨，设立国际人口流动管理机构。

　　两年前的3月12日，王辉耀署名文章《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文章指出，“当前建立国家移民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详细解释设立移民局的必要性。

　　“移民人才是发达国家创新创业的很重要的力量，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一直在享受移民红利，国际移民对移入国的经济贡献非常突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外籍人才办理证件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受理，如美国有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有移民和公民部，日本有厚生劳动省，韩国有就业和劳工部……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创新驱动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建立移民局，也符合国家从招商引资向招财引智转型的要求。”王辉耀在文章中讲道。

　　2009年，王辉耀所著《人才战争》一书中，专门有一章提出建立国家移民局。2010年，其另一本著作《国家战略》中也提到了这一建议，“当时还在广东的汪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还亲自推荐了我的这本书。”王辉耀回忆。

　　针对这个议题，CCG每年都会举办系列讲座，出版系列书籍，如《移民潮》和国际人才系列图书，并连续6年出版《中国国际移民报告》蓝皮书。“这些都推动了国家移民局的设立。”王辉耀说。

　　2016年，CCG递交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得到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栗战书等中央领导的批示。

　　“这个事我们提了很久，也得到有关部委的重视，但我没想到中央这么高度重视。”王辉耀说，“两届(政治局)的5个常委批示，再加上汪洋，6个常委都支持这个想法，这是我没想到的。”

　　今年两会之前，王辉耀即意识到设立国家移民局已经是既定方针。是时网上流传着各种关于国家机构调整的版本，但他看到“没有一个有国家移民局”，心里清楚那些版本都不准确。

　　今年4月2日，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成立，一改过去入境边防管控的思路，进一步塑造中国的开放形象—这正是王辉耀希望看到的。“(成立后)国家移民局又请我们去交流了好几次，我们现在还在给国家移民局做课题。”王辉耀说。

　　“我们一个社会智库能够推动国家成立一个机构，那是不容易的。这也是第一例，而且有据可查。”王辉耀感叹。

　　6月9日，王辉耀针对移民局成立又推出新书《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系统阐释中国应如何通过移民局更好地管理移民，应该怎样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等热点问题。

　　但在推动设立移民局的过程中王辉耀也遭遇过误读，尤其是国际难民方面。“其实恰恰相反，国家移民局的成立是为了更有效地加强‘三非’(外国人)和难民管理，同时更有益于高端国际人才的引进，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人才。”王辉耀说。

　　早在2008年CCG刚创立时，作为中组部和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王辉耀就参与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起草工作，并向中组部提交报告。他建议中央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契机，开展对国际人才的抄底行动并出台相应计划，为中央及时出台“千人计划”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00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即“千人计划”)。“千人计划”是中国全球化人才战略的历史性举措，即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被美国学者形容为“极具雄心”。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各地也纷纷建立“人才办”，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计划”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计划，中国人才强国战略达到一个新的维度。

2017年6月17日，CCG举办“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

　　“推动国家移民局成立，值多少钱?”

　　在创立CCG之前，王辉耀经历颇丰，用他的话说，官产学都做了一遍。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工作，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

　　1984年，王辉耀赴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温莎大学经管学院和西安大略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来进入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学习，先后获得MBA硕士学位和国际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1988年，他进入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SNC-Lavalin公司，一年内成为该公司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两年后到香港工作，担任魁北克驻中国地区首席经济代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辉耀回国创业，先后创办亚加国际公司、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和中国项目网等三家公司，为中国诸多重大项目引进外资与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引进国外政府的赠款和出口信贷，参与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几十个在华大中型项目。

　　王辉耀还是欧美同学会商会和2005委员会等凝聚海归人才的社会组织的创办人，并担任欧美同学会总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成立于2002年，旨在推动中外经贸商务发展，为新一代留学人员搭建一个新的交流平台。3年后，他发起的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成立，被称为“中国留学归国人员的高端精英组织”，李彦宏、田溯宁、王波明、徐小平、邓峰等知名海归人物均在其中，是汇聚东西智慧，促进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官产学”的三种经历成为王辉耀创办智库这种公益组织的优势所在，因为“智库难就难在它是跨‘官产学’的”。

　　“其实你看我整个人生发展过程，是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主线，实际上一直没断过，不管我做什么事都跟这个有关系。”王辉耀说。即使后来工作重心转移至国内，他也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和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加之他一直想做“和知识创新或理论研究相关的工作”，创办智库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大学时代的王辉耀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王辉耀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他在一篇自述中曾写道：“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情结，恪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者理想。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个人兼济天下有什么最佳之道?怎样才能让社会更加美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早在于北京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管理课程的过程中，王辉耀就感觉到，中国的商业经济市场已经开始形成，民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而思想市场，特别是政策研究的市场，还缺乏智库来推动”。他萌发了做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海归社团和国际智库”的愿望。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即向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建议的组织，兴起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美国兰德公司就曾因成功预测朝鲜战争时中国出兵而为中国人所熟知。截至2015年，全世界6846个智库中，美国智库占1835个，为全球之最。世界排名前10的智库中，有6个来自美国。

　　中国最早的智库机构可追溯至1980年成立的“中国农村问题发展研究组”，专为农村改革进行调研而设立。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智库大多为官办智库和高校智库，也出现了一些民间智库，如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以及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安邦咨询等。但像CCG这样专门研究全球化的智库几乎没有。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王辉耀从北京奥运会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嗅出“全球化”的味道。“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走向全球化”。他意识到，成立中国的全球化智库，时机到了。

　　彼时国内对智库这个概念还相当陌生，包括业内对智库的叫法都不统一，智囊、思想库、脑库—五花八门。“每次给人家说半天，(别人)都听不懂。”王辉耀说。

　　甚至有人将智库和颜色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干吗叫智库?或者干吗叫全球化?谁的全球化?”王辉耀回忆，当时做智库还是“坐冷板凳”的时候。

　　在一片未知之中，王辉耀开始了摸索，从做课题，做蓝皮书，做活动开始。当时国内关于智库的架构和运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也缺少相关资金支持，他就自掏腰包支撑机构运转。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12年。据王辉耀称，费用最高的时候，一年差不多要100万元。

　　曾经有投资机构想要和CCG合作，“弄个人才企业，一起上市，资金不用愁，全给包了。”这种机会经常有，但王辉耀始终清醒，“我们是个智库，目的不是去上市，不是去IPO，不是去把它做成一个盈利企业。因为智库是靠政策影响力，而不是靠盈利能力(来区分高下的)。你说智库推动了国家移民局成立，这个值多少钱?怎么比?”

　　为了探索中国国际化智库发展，2010年，王辉耀前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做访问研究，专门研究国际新型智库建设。4年后，他将研究成果和对全球一流智库的考察成果集结成书，出版《大国智库》，对如何在中国建设智库提供了可操作思路和方案。

　　2015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一下子智库热席卷全国。”王辉耀说。而此时CCG已在业内处于领跑位置。

　　2018年1月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7》中，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第92位，成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并在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榜单中被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现在，CCG 已成为在国内外设置网点最多的中国社会智库。除了北京总部，另设广州、青岛、深圳/东莞三大研究院，上海、深圳两大分会，华盛顿、纽约、伦敦、柏林、巴黎和悉尼等多个海外代表处。

　　10年间，CCG参与推动了国家诸多国际化人才政策的出台，如国家“千人计划”，出入境管理法增设“人才签证”、“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促进中美签证十年多次往返实施”、“关于华裔卡的建议”等，以及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和社会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在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化，普及全球化理念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机构发展壮大，CCG的研究成果也逐年增长，呈现井喷之势。以2017年为例，CCG在全球化发展、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人工智能、多边贸易机制、中美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人才以及智库发展等领域频繁发声，完成各项研究报告和课题60项，提交建言献策参考223篇，另外出版了14本中英文专著，举办多次论坛和专题研讨会、发布会。

　　“社科院中国社科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在了解到CCG一年的工作量后感到不可思议。”王辉耀说。CCG拥有100多名全职人员，是中国社会智库人数最多的机构，“而且含金量很高，我们有很多海归博士，员工学历基本都是硕士以上，一半以上都是在海外留过学的。”这些人员具有多元专业背景，涵盖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人才学、国际关系、文学、哲学、工商管理、法学、计算机等几十个专业。

　　作为一家社会智库，与体制内智库相比，在户口、职称等资源上处于天然弱势，但依然可以吸引上述高端人才，王辉耀认为，除了团队精神和待遇，CCG最大的优势在于，“给这些人提供一个成长的空间，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每个人进来，最后都会独当一面，都会成为我们蓝皮书的作者，或者我们各种报告的起草者，包括我们给中央的建议。每个人的参与感都非常强，而且每个人都觉得，加入CCG就加入了改变世界的进程。”

　　在CCG咨询委员会名单中，龙永图、陈启宗、何亚非、王石、曹德旺等诸多重量级人物赫然在列。龙永图于2014年应邀担任CCG咨询委员会主席，他曾向媒体透露一生中三件有意义的事，除了帮助中国加入WTO和打造中国最知名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外，第三件是“希望拿出相当多的力量帮助CCG，使它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智库”。

2017年7月13日，由国务院参事室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2017年会在北京举行。

　　“甚至比美国还需要”

　　王辉耀一开始就参考国际模式，将CCG作为非营利公益组织来运作，以保证其独立性和公信力。

　　据他介绍，CCG的收入分三部分：课题收入，会议和培训收入，以及各方捐赠，其中前两部分加起来约占一半。即使是捐赠收入，也没有一家独大。“我们有100多个理事，捐赠的来源非常广，没有一家足够大到可以影响决策导向。”

　　王辉耀认为，这是CCG的一个特点。“如果说你的资金来源是独立的话，那基本上保证了你研究的独立。”他解释，“比如说一年出5本蓝皮书，这5本蓝皮书没有一个机构给我们足够的捐赠来做，我们自选课题。”

　　另外在机制上，CCG作为民营组织，不存在任命制，不受制于人。CCG的咨询委员会在发展方向上也会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保证独立性。

　　智库的公信力还包括另一层面，即专业性。网络自媒体的兴起给社会议题讨论带来了广阔空间，人人皆可发声，也造就了不少热爱点评时事的大V。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智库该如何定位，王辉耀对此保持理性的判断。

　　“决策者面临各种声音，大V在说，智库也在说，但是根据以往你的历史表现，或者说你推动了些什么政策，你的公信力是什么，不同的人说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王辉耀认为，“对一个智库来说，它后边代表了一大堆的专家、学者或者‘官产学’的资深人员，是一个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这和一个大V说话是不一样的。可能他们感性的东西更多，而智库是用数据说话，而且我们长期‘跟踪’政府和公共政策发展，知道政府最缺什么，比较系统，这些东西是一个个体不太可能具备的。”

　　智库的优势还在于，“在团队作战和集约化方面，跟国际国内的智库、最前沿的智库专家交流，和他们研究与合作，(这)也可能是一个人不太具备的。”王辉耀说。

　　基于长期以来CCG的公信力和影响力，2015年2月9日，王辉耀作为智库代表人选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其颁发聘书。

　　对于智库的政治意义，王辉耀认为中国需要智库这种比较超脱独立的声音，“甚至比美国还需要”，因为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没有西方那种社会辩论和议会辩论机制，虽然效率高，但还是需要智库来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他甚至认为智库可以成为“第九大民主党派”。

　　“智库之间可以竞争，可以提供不同方案，决策者会有更多的参考，它们像鲶鱼一样激活了政策研究市场和智库市场。同时它也是国际交往很好的平台，能够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架起中外沟通的桥梁。”

　　随着近几年国家层面相继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智库发展，王辉耀意识到智库对国家更深远的意义。在《大国智库》一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忠告我们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在书中，王辉耀继续写道：“思想市场则是智库发展的摇篮。”

　　“就像民营企业搞活中国的经济市场一样，民营智库的发展可以帮助搞活中国的政策研究和思想市场。我相信智库发展带来的影响不亚于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或者说民营企业的诞生对中国经济的搞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民营智库对中国的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也会带来巨大的推动。”王辉耀说。

　　对于下一个10年，王辉耀希望CCG“能够代表中国智库更好地走向世界，就像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样，中国智库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能够去到美国、欧洲，去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智库走出去的一个优秀代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智库”。他甚至开始期待得更远，“我们希望能够20年、30年(走下去)，成为百年老店，成为中国的兰德或者布鲁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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