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人不管在穷国、富国,关键是要去体会爱
2019-06-21 11:17:46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9年5月刊   作者:张霞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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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春芽越来越活成了自己的一幅“画”。

  远离社交,上海嘉定郊区的工作室,是他最常驻留之处。在修建于十年前的这个画室里,一幅尚未完成的巨幅“桃花”悬挂在墙壁上,一个巨大的“绿狗”雕像忠诚相随,书架、茶几上堆满了各种书籍画册。除了画画以外,他偶尔会在这里接待老友,剩下的时间则是陪伴两个幼儿,以及游历江南园林,寻找灵感。

  这与他的代表作如“桃花”系列表达的“出世”精神一致,但某种程度上,他又可谓“入世”——5·12汶川大地震不久,他即发起成立了旨在艺术助残的五彩基金。至今,长期接受五彩基金资助的四川省内外残疾青少年达近400人,其中,有18位学生通过学习艺术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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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五彩基金秘书长张骏与五彩基金学员在成都双年展上

  这耗费了他大量的心力。很多被基金帮扶的孩子,他都叫得上名字,并对他们的际遇和现状了然于胸。他的微博上,除却一些创作感悟,一半以上的信息都是对五彩基金的介绍与宣传。

  然而对于基金规模的扩大,周春芽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坐拥张晓刚、曾梵志等“顶级朋友圈”,他对于募款却慎之又慎,亦从无增添项目之举。

  “不求轰轰烈烈,做到对已有的每个学员尽心尽力”是他的公益理念。这是性格使然,也与他追求“自热而然”的艺术理念一脉相承。

  “自然与人性话题”以及“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发生”,是他遵循的“艺术直觉”。沿袭这一精神逻辑,介入慈善公益的他表现得颇为举重若轻:他将慈善的因缘归结为自然而然的到来;救助他人,于他亦非个体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是与吃饭、画画一般,互不妨碍的“正常存在”。

  发乎情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批判“四人帮”等政治形势的需要下,大量的艺术作品流于改头换面的革命现实主义模式,如主题先行——即在没有个人感觉的状态下,把题材换成流行的政治内容等。

  当同侪们忙于用画笔描绘抚平历史伤痛时,25岁的周春芽被藏区的原野生活吸引,于1980年创作了《藏族新一代》。这幅画作在第二届全国美展上获得二等奖。次年,他完成了另一幅作品《剪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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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侪们忙于用画笔描绘抚平历史伤痛时,25岁的周春芽被藏区的原野生活吸引,于1980年创作了《藏族新一代》,在第二届全国美展上获得二等奖

  周春芽早期的艺术追求自此开始有了鲜明的显现:《剪羊毛》画面中绝少人物形体的细节,回避明暗和虚实的变化,在艺术语言和技艺上对油画做出了更个性化的试验,比如用三分之一人物上衣和羊的白色块,来衬托他极其钟情的褐色调。厚重而热烈的大笔触,让人一下子感受到了作者浓郁和热烈的情感表现。

  “当时就愿意写生,因为在写生中我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有血有肉的自然,这样就使艺术的表现一直处在自己的情感激动之中。”多年后,谈及自己没有加入“伤痕艺术”的原因,周春芽曾这样表示。

  强调人性和真实(生活本来场景和艺术家个人感觉的真实),倾心于表达自我情感中独有的感觉,成为他贯彻始终的艺术理念。

  1986年,周春芽赴德国卡塞尔综合大学自由艺术系深造。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油画技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自始至终,他没有改变过关于“人的内层”的思考。

  “我所处的环境是我以前从未想象过的……不像在国内那样可以预先有个目标去奋斗,这里是客观对象支配着我走路,这一点体会也许对我的将来,对我深刻地了解人,有一定的帮助……”1987年6月,周春芽在给张晓刚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学西方艺术很多是在学表面的形式,却不知这些伟大艺术家的环境和画家本人的处境……西方一些艺术家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和他们的社会,比如宗教、制度分不开的,没有博爱,没有一种精神寄托,怎么会去爱他的题材?怎么会有艺术的冲动?其实人不管(在)穷国、富国,本质是一样的……关键是要去体会‘爱’,而‘爱’是无功利性的。我如果将来介绍西方艺术,我不会只去介绍他们的具体技巧和形式。”

  上世纪80年代末,周春芽从德国归国。他没有急于跨入当时盛行的西方前卫艺术的浪潮之中,而是“一头扎进了中国传统绘画之中,系统地研究古代人文绘画”。这成为他绘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元四家、八大山人、董其昌的绘图形态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在东西方文化环境与艺术观念的碰撞融合后,“石头”系列诞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四川画家纷纷赴京发展的一个时期,周春芽选择留在了成都。“北京也许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市场,但那不是我关心的。创作,成都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成都的生活是平静而悠闲的,在这种舒缓的节奏中,只有一条叫“黑根”的狼狗是他最好的伴侣。顺其自然地以“黑根”为母题的创作,唤起了周春芽内心的自由与活力,他将所有大胆离奇的想象和色彩赋予了这条狼狗,创作了《平顶上玩耍的黑根》《站立的黑根》《跑步的黑跟》等几十幅“绿狗”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中,“绿狗”有的欢愉,有的迷茫,有的笨拙,有的孤苦伶仃,被誉为“现代人孤独和人与人之间危险”的一种象征。

  1999年,“黑根”病逝。周春芽难过至极,一年半时间无法提笔作画。“‘黑根’离开之后,我认为自己应该更加热爱生命,开始喜欢生命力旺盛的东西。”

  春天之时,成都龙泉桃花山的桃花一片烂漫。漫山遍野的粉红色,所流淌的“让人血脉偾张的妖冶”,让周春芽感受到原始生命力量的律动,他骨子里积极向上的力量再度被激发,“桃花”系列作品由此诞生。

  “‘桃花’系列中我描绘的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我的绘画不是现实的实证,也不喜欢婉转的隐寓和深沉的象征,我喜欢把那些掩藏在我们内心最底层而又最本质的东西干净利落地导引出来,画画就是过瘾!”周春芽说,“与其当一个社会伦理学家,我更愿做一个正常人,说出正常人想说的话——‘溃烂之处艳若桃李’,反话正听,这句话却是对我绘画的最高评价。”

  自然而然

  于周春芽,“绿狗”和“桃花”,在某种程度上都象征着他自己,“它们的形象以及所处的场景,实际上都是我文化性格及现实生存境遇的投射。”

  与这一逻辑一脉相承,周春芽的慈善因缘也始于生活中“最自然而然的发生”。

  1986年,前往德国深造之时周春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仍处于懵懂状态。怀揣着价值600元人民币的车票和100美元现金踏上国际列车时,他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一箱方便面。

  在德国,他很快花光了担保人给的1000马克,便拿着自己的画册到处找画廊询问,期望换点生活费。“有个画廊老板好像有点兴趣,让我回去等电话,结果到今天他也没打给我。”他笑着回忆。

  在所有国内朋友对他的德国之旅充满想象和羡慕的时候,周春芽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火车站卸邮包。“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靠体力赚钱。”他每天早上4点半开始扛包,连续工作两个小时,40天赚了2000马克,用这笔钱又捱了三四个月。

  在比勒费尔德学习语言时,冬天来临,他甚至买不起保暖的衣物。“怎么办?德国那些做慈善的机构,会把那些富人不穿的旧衣服,放在一个桌子上,供有需要的人挑拣。”周春芽到德国的第一件呢子大衣由此而来,这件大衣至今仍保留在他的衣橱中。

  一位叫德勒的德国朋友的无私帮助更让他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当时我已经去了卡塞尔读书,这位朋友经常带我去他家吃饭、看展览、去德国其他城市,见他的许多亲戚,我对德国普通老百姓的了解也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为了帮助周春芽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德勒带着他挨家挨户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画画。有时候他一天可以画5张素描,一张素描可以卖得30到50马克。如果运气好,画一张油画肖像,大约可以卖200马克。这成为周春芽在德国生活期间一笔不小的收入。

  离开德国之时,为表达感激之情,周春芽把自己剩下的所有画作都送给了德勒。

  2012年3月,时隔二十几年后,周春芽前往德国看望这位挚友。年近八十的德勒是时因病欠债,生活十分困难。周春芽问德勒自己当年的画作是否还有保留,德勒带他来到楼上一个房间,“画都在床下堆着,布满了厚厚的灰尘”。德勒并不知道这些作品当时的价值,跟周春芽同行的朋友让他自己把画买回来,周春芽拒绝了。“这个钱得让他(德勒)挣,要让他知道他曾经帮助过一个中国留学生是应该得到好报的。”他对朋友说。

  后来,德勒将这些作品交给了香港佳士得,最终拍得近两千万元人民币。

  “从小处讲,慈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从古至今,不分国界与种族,自然存在。别人以前怎么帮助你,你以后也会怎么去帮助别人。”在人与人的温情互动中,周春芽形成了一套质朴而天然的慈善观。

  “做慈善很快乐,你帮助了别人,他们高兴,你也会高兴。你高兴了,干其他事情就会更加有力量。”这一朴素的慈善动力,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积蓄出了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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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7日,周春芽带领艺术家们到东汽中学手把手地辅导残疾孩子画画

  目睹了近在咫尺的惨痛,大地震当晚,周春芽就和朋友们一起商量,能够为地震做些什么。灾情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向艺术圈发起了义捐义卖倡议书。

  经过半个月的忙碌,“中国当代艺术家为地震灾区捐献作品义拍”活动在保利2008春拍中亮相,103位艺术家倾力捧场,捐献出115幅作品。张晓刚的《父亲与女儿》拍出1254.4万元,周春芽的《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以358.4万元成交,岳敏君、王广义、曾梵志、方力钧、刘野等当代艺术大腕儿的作品,也都分别以数百万元成交。这次拍卖创下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义拍纪录,共拍出8472万元,全部交给了红十字会。

  同年,周春芽还为时尚芭莎明星慈善夜捐出画作《江南一枝花》。这幅作品后来被邓文迪以350万元拍下,善款也用于汶川地震救灾。

  “还是要开花”

  相比描绘苦难,周春芽更倾向于绘制希望。

  在《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这幅油画中,他把“象征死亡和生命延续”的骷髅,画在了艳丽的桃花旁边。

  这与他“天生乐观”的性格有关,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表达则是他关于艺术的终极思考——美丽即救赎。相比批判或者沉痛的表达,他更希望呈现一些明艳的东西,比如“桃花”系列中的世外桃源。他认为,有这些美好幸福的东西作为参照物,“必然能唤起力量和反思”。

  “那么多人突然就死去了,但其他人还要生活下去,还是要开花。我希望我的艺术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一些慰藉,让人忘掉一些痛苦。”他说,“灾难之后,必然会有重建,我的画里没有灾难的景象,是灾难之后我们向往的风景。”

  这成为他下定决心筹建一个救助基金的原因。他希望帮助那些因地震致残的孩子“学会一门手艺”,通过艺术对他们进行心灵和精神上的抚慰。

  2009年3月26日,周春芽和成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五彩基金,主要项目是艺术助残,通过艺术教育为5·12地震致残的学生进行心理康复指导,并培养他们学习艺术。

  五彩基金的第一批学员,是周春芽亲自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病房“动员而来”的。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时的情形:第一个学员是来自四川德阳东汽中学高二6班的李丹,当时她所在的班级43名学生仅14人生还,年仅18岁的她右手高位截肢,左手抬不起来;14岁的刘芳高位截瘫,几个月里从来没有笑过;魏玲最惨,在废墟下被埋了48个小时,被广东公安边防七支队的救援者挖出时,奄奄一息。她的右腿被截肢三分之一,左腿被截肢到骨盆连接处,前后接受了30多次手术。周春芽去了三次医院,每次她都在昏迷……

  “手术刀一刀刀切下去,眼看着身体一截截减少,那是种很崩溃和绝望的感觉。”但即使在绝望之中,周春芽依旧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了顽强的生命力。比如躺在病床上的刘芳织的那条鲜艳的围巾。

  “我没有想到残疾孩子用的色彩居然那么斑斓,不知道他们是否向往着另外一种生活。”周春芽试着走近这些闭锁的心灵,买了很多墨西哥瘫痪女画家弗里达的画册、自传,一个个送到孩子们手上,告诉他们:“你还有手,你还可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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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芽手把手的教残疾学生削笔

  18个学员很快凑齐,五彩艺术助残项目的团队也建立了起来。多位艺术家加入了志愿者队伍,穿梭奔波于德阳的东汽中学、南部县、绵竹、汉旺等地的教学点和学生家中。

  五彩基金让孩子们认识了艺术,并得到心灵上的平静。“我在地震中没有死,好像有没完成的使命。现在我要把它们一一实现……”魏玲说。

  住院期间,她的病床上放着三大本画满了的速写本。因为体质容易被颜料感染,她后来放弃了彩色绘画训练,学习速写,并在一年后成为画得最好的一个孩子。栗宪庭、曾梵志曾高度评价其油画作品《女孩与天鹅》,认为有弗里达的感觉。

  李丹曾因左手每天超过13个小时的超负荷练习而多次差点痛哭。因为绘画,她逐渐变得开朗,开始正视自己的伤痛。在一幅叫作《疤痕》的作品中,她画了自己在五彩基金的同学唐一军腿上的一条疤痕,画面五颜六色,“就像一条带着魔幻色彩的蜈蚣一样,有伤痛却也有旺盛的生命力。”

  “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发生的事,这是当代艺术家的一个责任。这一点他们刚好有体会,这跟他们的身体、心理、希望和压抑有关。他们反映的层次特别丰富,有向日葵、阳光——他们特别向往的东西,也有内心的变化和梦想。”周春芽这样评价这些孩子的绘画作品。

  2011年,五彩基金资助的第一批18位学生中,12位顺利考上大学,现在从事着设计等相关工作,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发生之后,五彩基金在玉树市第三完全小学设立了新的教学点,招收43个藏族残疾小孩学习唐卡手艺。

  4年后,五彩基金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学生作品邀请展,玉树囊谦县吉曲乡的公保多丁受邀参加了展览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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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7日,“艺术在行动”活动上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领事给五彩基金学员公保多丁颁发证书

  “不要轰轰烈烈”

  “伟大的艺术家是让观众跟在你的心后面跑,而不是你的心跟在观众后面跑,这里面就有一个真诚的问题了……如果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内心的),那么其他物质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了。”1987年,周春芽致张晓刚的信中这样说道。

  “一是坚持,二是自信。要坚持自己的本心,不追逐潮流,不为外物所动摇”,周春芽认为,这是成为艺术家的两个绝对条件。

  “人生有很多选择,尤其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不去画画,去做生意,选择别的职业,很多美术生都中途改行了。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会不会变。”

  这一“执拗”的性格在五彩基金的运营上亦获得了体现。

  “震后10年,很多在川的基金项目都中途而止了。很多时候稍有不慎,一个头脑发热的项目扩张,可能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或者梦想踏空。五彩基金之所以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与春芽审慎、踏实的性格密切相关。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最初做这个基金的初心是什么,就是帮助残疾儿童学习艺术技能这么简单,太复杂或者太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不做。”五彩基金的秘书长张骏说。

  进入五彩基金之前,张骏是一名画家,后来开设了一家设计公司。2009年10月,因为想和朋友做一家艺术机构,张骏咨询周春芽的意见。周春芽让他尝试做一下五彩基金,“和艺术密切相关,并且是公益事业。”这满足了张骏想要回到当代艺术圈的愿望,并且“帮助别人还会收获一份成就感”,故此他一做就是10年。

  刚刚接手五彩基金的工作时,张骏压力不小,“第一个考虑的是,是否每年要募集好多资金,要做好多项目”。周春芽告诉他,不用那么多钱,“压力一下子没了,更重要的是让五彩基金也卸下了很多包袱”。

  与大多数慈善基金想尽办法扩大募款渠道扩大规模不同,五彩基金10年来一直在尽量控制规模。基金建立之时,周春芽提供了基本捐助资金,后来举办了两次艺术品慈善拍卖活动募集资金。这些钱一直用到了现在。

  这一思路,基于周春芽做慈善要“量力而行,不被其绑架”的考量。

  “五彩基金只想专心做好艺术助残的工作,这容不得快钱、热钱。”张骏表示,不同于其他专做项目的基金,项目申请批准,钱发下去,工作就完成了,五彩基金的特殊性在于募集到资金后,是进行日常性的教育工作,没有收口的时候,就算学员毕业了“也还没收口”,而钱拿多了规模大了,可能就不能保证对每个学员尽心尽力了。

  “媒体爱问,你们何时能招1000名学生,何时能设立50个教学点?我们真的答不上来。”张骏说,周春芽非常在乎艺术教学的“专业性”,基金的资金除了用于学生学习以及一些生活补助外,还用于大量的艺术展览,“他希望孩子们能够见世面,真正学有所成,这更与快速扩招天然相悖。”

  至今,五彩基金在成都、北京、深圳、玉树、纽约等地,为学员们举办了二十几场专业艺术展览。今年是五彩基金成立10周年,基金没有做庆典活动,而是在今年5月初的“艺术成都”艺博会上为孩子们筹办了一场画展。张骏说那是“最好的庆祝”。

  “曾有很多人建议我建一座残疾人艺术学校,都被我拒绝了。我的第一身份还是艺术家,能够给社会贡献的最大价值也是我的艺术作品,如果让我专职做慈善,不太现实。即使有足够资金,也应考虑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师资,真正做到对每一个青少年持续用心地关注。”周春芽说。

  几年前,第一批学员成功融入社会之后,五彩基金才根据善款募集情况、捐赠者的意愿,将救助范围逐步扩展至非地震致残的国内外残疾人士。一些福利院里丧失正常生存能力的智残儿童也成为其帮扶对象。

  目前,五彩基金的教学基地在四川省内包括成都、都江堰、汉旺、新都、简阳、大邑、绵阳、汶川等16个点,省外包括江苏南通、重庆、青海玉树3个点,共19个教学点。长期接受五彩基金资助的残疾青少年达397人,1369人次。

  生命与生命的互相映照

  与周春芽共事10年,张骏对他的“异质性”印象深刻。“春芽是比较少见的拥有很多社会资源,很开放,热衷于公共事务的艺术家。很多艺术家,人都很好,也很有爱心,但让他们像春芽这样做,不可能。”

  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很小的细节问题都要注意。张骏回忆,一般出去吃饭,只要周春芽在,都是他个人付钱,每年春节他都会召集基金所有人团年,用个人的钱给每个人发年终奖。“他对基金费用的使用极其谨慎。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艺术展览邀请知名收藏家、艺术家参与,招待规格往往都会很高,但涉及五彩基金事宜,春芽每次都会提前告知对方,只能订经济舱和普通酒店,对方也都非常理解和支持。”

  “五彩基金就是周春芽的一次艺术创作。”老友张晓刚评价。他先后几次为五彩基金捐献画作,并于2012年1月在五彩基金设立了“张晓刚奖学金”。一度,张晓刚想要专职做些慈善事宜,为此跟张骏谈过很久,但想到日常生活突然多了那么些麻烦事要处理,他感到“头痛”,最终还是选择了由“完全信任”的五彩基金来完成。张晓刚认为,能像周春芽这样把慈善做成事业且坚持下来,实在难得。

  也有想做慈善的其他艺术家向张骏问起过机构的情况,“我讲了,他觉得好复杂,说算了算了,太麻烦了。”张骏认为,艺术家大多习惯不受约束的生活,能够耐心处理这些琐事的周春芽简直就像是一个“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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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6日,刘嘉玲到成都三圣乡蓝顶艺术区拜访周春芽,并为“五彩基金”捐赠150万元

  然而对于周春芽而言,他与慈善的关系却是一场“互相映照”。

  魏玲的爱情故事经常被他反复提及。2010年5月12日,一位名叫吕登春的深圳年轻人收看了四川卫视5·12二周年纪念节目后,为魏玲的故事所感动。二人在网上交流了一年多,产生了情愫,于2013年1月成婚。之后,曾救助过魏玲的广东公安边防部队通过五彩基金联系上她,帮助她进行了人造子宫移植手术。现在魏玲已经成为一名母亲,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我的画一直关注的就是人性,这些孩子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命力,让我对人性以及生命本身有了更丰富的了解。”周春芽说。

  慈善亦改变着他的生活轨迹,妻子刘茜与他正是结缘于五彩基金。2008年汶川大地震爆发后,作为媒体人的刘茜第一时间主动请缨赶往灾区。当年年底,她为赴美留学的150名地震灾区籍大学生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片子后来摘得诸多国际奖项。

  2010年,玉树震灾之后,刘茜再次前往灾区。次年,她与五彩基金达成合作,促成了玉树市第三完全小学“五彩基金玉树教学基地”的成立。其后,为帮助五彩基金进行内容梳理,并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和改变,2014年,刘茜以玉树学生公保多丁为主角,以孩子们前往联合国参加画展为主线,历时一年多拍摄制作了纪录片《颜色》。次年4月14日晚,该片作为纪念玉树地震五周年特别节目在青海卫视首播,7月,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展映。

  “他是一个很天真、很孩子气的人,很容易对别人感同身受。比如去趟药店,他会买回一大堆不需要的药品,原因是觉得药店生意不好,反正药买来也许能用得着。做慈善就是出于他的一个本能。”刘茜评价周春芽。

  如有需要便“力所能及地帮扶与支持”,已然成为周春芽生活中的常态。闲来无事刷朋友圈,看到如水滴筹、轻松筹等公益项目,他第一反应就是“捐款”。

  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当天,恰逢“2019美丽中国”慈善晚宴在上海举办。作为这一项目的支持者,周春芽早早准备好了一幅版画作品。

  “经常参加慈善活动,捐过不少东西。这次实在没有作品,就准备了一幅版画。”他说,“画画和慈善,这两个都是我一直要做下去的事情。帮助了别人,看着别人高兴了,其实自己心里也就高兴了,自己高兴了,做什么也许就都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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