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纸打印名片,从基层到总干事,他与自然之友“共生”十几年发生了什么?
2018-10-12 10:17:42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8月刊   作者:撰文:张玲 题图摄影:张旭

原文标题《张伯驹:敢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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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 自然之友总干事

  张伯驹聊嗨了。回忆往事,他有四五次没忍住热泪盈眶。面对采访,他随性的表达更像是工作之外的闲聊,唯有提到自然之友即将开庭的“常州毒地案”,他才有意识地挺直了背,酝酿着寻找新闻发言人的状态。犹豫片刻后,他还是决定“怎么想就怎么说”。

  坦诚、感性、环保行动者、谦虚、文艺青年、音乐、诗歌……在同事、朋友形容张伯驹的这些高频词里,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地关联着自然之友的组织文化。

  在与自然之友结缘的16年里,张伯驹参与到很多真实的环境议题里,形成了他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理解,并促使他一步一步做出选择。如今回首,他认为一以贯之的真诚是自然之友最可贵之处。

  初次见面时,他那张用作废的A4纸打印的名片令人印象深刻。这样打印名片的传统,从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开始一直保持至今。大学毕业刚到自然之友时,给别人递名片,张伯驹会有点不好意思,“感觉不够职业”,尤其是A4纸比较软,揣在口袋里容易皱。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同事们发起过内部讨论,最后还是觉得,既然自然之友提倡“真心实意,身体力行”,那么把名片递出去的那一刻,就已经表明了态度。“让对方知道我们的行动,永远比要求对方应该怎么做好很多。”张伯驹说。

  经历了与自然之友“共生”的十几年之后,张伯驹形容彼此的关系是“互相刻画,互相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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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张伯驹和自然之友的同事们在台湾贡寮的有机稻田劳作。

  站在真实的土地上

  加入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之前,张伯驹已经是“自然之友”。

  他从小生长在北京植物园,小时候对花草树木的感受就是“好玩儿”。夏天,鹅掌楸的枝条垂下来,他就在靠近树干的空隙里午睡。他也爱给紫薇挠痒痒,喜欢看它抖个不停的样子。“你挠挠它,它怕痒”,现在看到紫薇,他还会跟人这样说。

  好玩儿不一定是爱,除了一些友善的玩儿法。小时候,张伯驹还喜欢像打仗一样拿着荆条枝向小刺槐大开杀戒。荆条枝噼里啪啦没几下,刺槐就成了光杆。后来他想想,觉得刺槐长半天挺不容易,三两下就被搞秃了怪委屈的,于是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写了一封《给小刺槐的道歉信》,停止了“屠戮”。

  对大自然比较正式的研究始于北大附中的生物兴趣小组,只是张伯驹仍然“玩儿性”不改。老师在时,就乖乖研究标本、解剖皮皮虾,老师一走,就开始拆显微镜,煮了皮皮虾下肚。

  即便如此,逛自然博物馆、看标本、做实验,参加在雾灵山、红螺寺举办的环保夏令营,到玉渊潭观鸟,被老师带着到北大生物系听课的经历,还是为张伯驹打下了不错的基础,生物竞赛北京市一等奖、全国二等奖被他收入囊中。

  “那6年对我的影响真的太大了。学校没说培养好学生、科学家,而是要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对自然尊重,对他人关爱的杰出公民。”回忆这段时光,张伯驹抹泪了。他感叹自己何其幸运,能享受那一段“离经叛道”的中学时光。

  考上北京交通大学之后,张伯驹加入了学校的环保社团“绿色之家”,这个社团推动统计校园里各种花开放的季节,给各类树种挂上简介牌,邀请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到校演讲……

  他也参加了不少国际青年交流活动,并在2005年作为唯一的中国青年代表入选联合国青年环境顾问委员会。去之前,他以为联合国开会的场合都是西装革履,到了现场发现,都是20来岁的各国青年,晚上一起唱歌、跳舞、喝啤酒,比想象的随性很多。

  校园外的通宵网吧里,弥漫着烟味儿和打游戏、聊QQ谈恋爱的氛围,张伯驹在这里打开MSN,跟各国的青年环境顾问委员讨论环保议题。

  “那会儿,我们的使命是推动全球的青年人参与到环境保护的事业中来。” 张伯驹回忆,从前在国际舞台上用特溜的英文谈一些特别对的大道理,但慷慨激昂的语调并没有掩盖住“脑中有点空”的感受。这也让他现在对“推动全球”“青年领袖”这类大词儿多有警惕。

  这些“高大上”的经历对张伯驹而言更像是“解构虚妄”的过程。因为早早经历了这些,反而让他愿意定下心来在一个本土NGO干这么多年,“而不会想着一步一步的要怎么怎么样”。

  从2006年大学毕业到2012年,张伯驹在自然之友的环境教育部、公共合作部、编辑部、调研部、传播部等部门工作。之后,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继续深造,2013年完成学业后,重回自然之友担任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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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梁从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等开明知识分子在北京玲珑公园举办了民间自发的环境讨论会。

  自然之友是国内较早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本土环保NGO,刚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张伯驹参与到气候变化项目中,跟国际同行、学者、官员有不少交流。“到了2009年,大家(本土NGO)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那会儿有点蔚然成风的感觉。”张伯驹说,“我们飞机没少坐,每年都可以去不同国家‘打卡’,机票看起来是免费的,但其实是公共资源。”他觉得如果参与国际会议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一直在说很对的话”,但能不能根据本土环境议题做些能落地的事情?张伯驹和同事们希望做出一些改变。

  2009年,自然之友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淡出,并在这一年成立了低碳家庭项目。经过五六年的探索和积累之后,自然之友带着中国的低碳家庭参加了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跟各国的低碳家庭一起分享和讨论中国居民低碳生活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交流,实际的行动、实际的改善更为清晰,张伯驹形容这种感觉就像“光着脚在真实的地面上说话”。

  “我们要找到能够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改变。”张伯驹说,“作为一家本土环保NGO,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以本土的视角找到本地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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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自然之友带着中国的低碳家庭参加了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跟各国的低碳家庭一起分享和讨论中国居民低碳生活的解决方案。

  让行动离原因更近一点

  2013年初,在过去9年间换了5任总干事之后,自然之友开始招聘新一任总干事。时年28岁的张伯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牟路思怡图书馆里写了应聘函。

  正文里,他陈述了过往在自然之友的经历、成长和反思,并指出自然之友的问题所在。

  如何走出2004年开始的转型阵痛期,优化机构管理?面对可预测的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和行动机会,如何找到和锻造一套有效的行动战略战术,推动真正的变化?张伯驹指出了自然之友所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他的破局方案。

  不久,他得到了面试机会。鉴于自然之友以往的总干事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都是比较德高望重,有社会身份的(一些人)”,在面试张伯驹的过程中,有的理事比较着重问他的经验。“经验不足就是不足,”张伯驹坦陈,“但现在的自然之友更需要的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而是能够破局和带来变化的人。”

  接到理事会的录用通知时,张伯驹意外又高兴。“我挺高兴,不是因为他们选了我,而是理事会愿意找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毛头小伙子。”他说,“这说明我们的理事会是一个愿意做出改变的理事会。”

  事后,张伯驹才知道理事会对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有一些理事担心张伯驹的年轻和缺乏经验会把自然之友“带死”或者带跑了。但当时自然之友的理事之一卢思骋“非常坚定地认为,应该请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做自然之友的负责人”。

  张伯驹担任总干事三四个月之后,时任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微博发文表示,经过理事会决议,张伯驹通过试用期正式上任,并认为张伯驹“厘清了行动逻辑,整合人力资源,在机构和机制上有创新”。

  自然之友以“建设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让环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自觉的行动”为使命。张伯驹一上任便做了更为聚焦的战略规划,并主要在绿色公民的成长和行动、环境教育、环境法治三个方面下功夫。

  培养绿色公民,将环境保护的口号转化为生活中自觉的行动,需要去“影响居民最高重复动作的场景”。倒垃圾、做饭、开空调、用水……这些重复频率很高的家庭生活情境,变成了自然之友推动节能减排、绿色生活的重要路径。

  自然之友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支持北京、上海的几十户居民进行低碳改造,并在减少能耗、水的循环利用、有机堆肥、保温隔热等方面积累了“差不多100项改造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不少低碳家庭成了受到媒体关注的“明星住户”。

  “这个项目继续做下去挺讨巧的,作为一个公益项目,有场景感、有故事、节能效果可量化。”张伯驹说,“资金的预算、使用可以做得很好,社会影响力也可以诠释很多。”

  但项目做得好看,是否意味着效果一定好?张伯驹做了一个“不是很舒服”的思考,感受到了一种并不喜欢的趋势——我们慢慢学会了一套特别强的自我诠释的本领,可以把任何事情都诠释得特别有社会价值和公共意义。

  中国的低碳家庭到巴黎气候大会作分享,可以诠释为“把中国家庭的绿色行动带去联合国的舞台”,“这件事可以说得很漂亮,可以写好看的报告,资助方也会很满意”,但张伯驹总觉得不太踏实。这样做能否真的影响更多公众付诸实际行动?究竟有多少可固化的影响力?他的心里是问号。

  此后,从扩展影响力和行动力的角度,自然之友把帮助居民改造低碳家庭的项目转化为一个集成众多低碳改造技术的展馆。张伯驹形容它是一个低碳生活的样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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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转而将低碳展馆建在一个100多平米的“家”里

  “这个项目原本有不错的预算可以包下一个四合院来做”,考虑到大多数居民住在小区,自然之友转而将低碳展馆建在一个100多平米的“家”里,以预约参观、工作坊等形式影响更多家庭。张伯驹希望公众通过体验这个集成众多低碳改造技术的生活场景,能够带走一些适合自家的低碳改造方案。

  现在,低碳展馆属于自然之友的一个项目,张伯驹希望未来它能有足够的生命力更加独立,就像自然之友原本的自然教育项目成长为如今的盖娅自然学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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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母机构与公益创业团队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在自然之友已经越来越普遍,继盖娅自然学校之后,盖娅设计工作室也以社会企业的形态发展。

  为什么这些项目要从自然之友独立出去?

  相较于把这些项目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张伯驹更在意怎样能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张伯驹作为内生型的总干事,是从基层逐渐做起来的,他知道一些工作当中的问题和痛点在哪里。”盖娅自然学校校长张赫赫说,“因为看到了公益机构做环境教育的掣肘,我们才想到一些新的策略。”

  在一些公益组织项目资助的逻辑里,“有限的社会资源应该让弱势群体受益”,但张赫赫认为,就环境教育的有效性而言,目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影响对象是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

  “这些有消费能力的家庭正在大规模地开出他们的账单,如果以公益的方式做环境教育,就要考虑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张赫赫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认为受益人付费的方式更为合理,于是自然之友的环境教育项目变成了社会企业盖娅自然学校。

  对于机构里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张伯驹希望自己能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在使命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尊重对方业务决策的独立性。“如果一个项目的领导人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超过我,那我再给他的影响就不一定是正面的了。”他说,“机构对非常有能力的人的天花板效应,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你是他的领导,而是你影响了他业务决策的独立性。”

  张伯驹希望未来自然之友也是一个支持者的角色,“不是大家跟我玩儿,而是我支持你,你自己玩儿去”。

  推动越来越多的行动很重要,开拓更广阔的行动空间更是“硬仗”。“环境保护不仅是捡垃圾和做自然教育,还要改善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张伯驹认为环保组织需要参与环境诉讼和政策倡导以提升信心和希望感,“因为在这个时代,希望感是很珍贵的东西。”

  针对福建南平天然林破坏案,自然之友发起了环境诉讼并最终胜诉,这让涉事采矿企业的违法成本从5万元的行政处罚变成了“超过200万元的赔款和修复”。事后,有矿老板跟张伯驹说:“这个案子以后,再谈违法开片林子,我们脑中的成本就不是5万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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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鹅掌楸保护案,张伯驹在野外调查

  自然之友通过环境诉讼促使具体行业违法破坏环境的成本显性化,与此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件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加健全。

  “我觉得每个案件就像X光一样,要发现政策和决策的改善空间,并且要推动改变才行,不然就可惜了。”张伯驹形容拓展环保行动空间像“打山洞”,打好了山洞还要进一步稳固住,以免塌方。就环保行动而言,环境诉讼和政策倡导或许是拓展和稳固的重要方式。

  “公益组织面对环境破坏事件,如果只能曝光,写联名信呼吁,那太软了。”张伯驹说,“公益组织不能总做悲情的角色,而应该通过专业的力量直入问题的核心,法律就是一个专业的力量。”

  面对问题,张伯驹更看重有效的行动,而非一味高谈理想。他认为理想的火山应该压到心里面,“在别人放暗箭、泼脏水,快熬不下去的时候,知道心底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撑下去,平时可别(轻易)把它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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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半步”

  担任自然之友总干事初期,曾经有前辈跟张伯驹说,“你应该是一个leader(领导者)”,但张伯驹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manager(管理者)。他认为中国的NGO现在最缺的就是职业经理人,看起来有点没追求的人,“大家全谈理想了,谁看财务报表呢?”

  面对情势,或进或退或是暂停,张伯驹敢于做出接近内心真实的选择。

  2012年3月,同时担任自然之友固废组主管和传播部主管的张伯驹被疾病、瓶颈、人生困惑、个人情绪包裹。他决定给高强度的生活按下暂停键,离开自然之友去香港中文大学念书。

  为此,自然之友的同事们出了一期《张伯驹专刊》以作送别。好友靖子写道:“选择了去学习,去理解社会的结构,可能是基于这说不清道不明的‘道与术’,这也是我理解的脚踏实地的一部分。”

  在香港中文大学最初的几个月里,张伯驹过足了做学生的瘾。每周四是他最喜欢的一天—先在新亚书院的诗歌课上用尽感性,抛弃一切逻辑;之后跑到联合书院上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课,理性挂帅,逻辑严谨。那种从极浪漫到极严谨的张力甚至让他兴奋得难以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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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张伯驹很喜欢玩滑浪风帆。他说:“在大风浪里,整个海上只有你一个人,你跟风浪在一块儿,无拘无束、非常自由,生命非常渺小。那种波浪自由向前的力量,给我生命的动力。”

  完成学业之后要不要回自然之友,未来是做一名研究者还是行动者,一开始张伯驹并没有想得很明白,直到有一次去香港新界的八仙岭爬山。

  路途中,他想象着自己作为一名研究者回到内地,和一名环保行动者坐在方桌的对面,问对方各种与环保组织相关的问题。

  当这个场景在脑中闪过,“特别清晰的一个想法”出现了。“我应该坐在对面,我应该跟他一块儿做行动者。”张伯驹回忆。

  重回自然之友后,张伯驹从一个习惯性冲向前线的先锋变成了站在大家身后的支持者。能否沉下心来做管理,站在背后支持大家成事,成事之后又是否能习惯别人站在台前的感觉,一开始他并不确定。

  “往后退半步的过程确实挺困难的。”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进”到“退”的管理转变,张伯驹专门请了一个咨询顾问。但一下子坐镇后方挂帅让张伯驹难以适应,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当先锋的惯性依然不时冒出来,这让他挨了咨询顾问不少骂。

  而当同事真的成长了,真的站到台前,“我发现自己是由衷地开心,”张伯驹说,“这种时候就很清楚地知道,你不想跟他们争(舞台)了。”

  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之前,张伯驹多有顾虑。他觉得自然之友是同事们共同推动前进的,不希望写出来的内容变成他一个人的功劳。他在与同事的沟通中,包括对很多情况的描述,多有谦虚之态。而谈及自己往后退半步的过程,他说:“我做到了,我挺骄傲的。因为这不容易。”

  因为发起环境诉讼,自然之友有时会遇到一些被被告“放暗箭、泼脏水”的事情,需要张伯驹面对和处理。前一段时间,自然之友法律团队的同事找到张伯驹,希望能和他一起分担。“当时我还挺动情的,但不希望他们介入。”他觉得,让法律团队不要束手束脚、瞻前顾后,而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自己就有价值。

  在这个时代做环保行动者,张伯驹自知不会有很强的成就感,“可能做了10年的环境诉讼,还是有很多的环境问题,”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减缓环境破坏加速度的反作用力,“推动改变,尤其是非暴力、非革命性的改变,永远都是在长期博弈的过程中慢慢寻找动态平衡。”但他相信,只要有这个反作用力,加速度就会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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